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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松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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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农业银行首席经济学家 中国人民大学国际货币研究所理事和副所长 国际货币金融机构官方论坛(OMFIF)顾问委员会成员,研究委员会成员 相关链接: www.omfif.org 《环球财经》总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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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学的特殊性格  

2012-10-15 10:17:39|  分类: 默认分类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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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学的特殊性格

--反思和重建经济学哲理基础(之八)

 

1922年11月,凯恩斯访问柏林,与马克斯普朗克共进晚宴。普朗克是量子力学奠基人、诺贝尔奖得主、德国最富盛名的物理学家之一。席间,普朗克告诉凯恩斯,求学之初原本选择经济学,后来觉得太难,才改行攻读物理学。普朗克漫不经心的谈话,却激起凯恩斯的极大兴趣和深入思考。他后来给马歇尔撰写悼词之时,还特意提到普朗克的故事,说凭着普朗克天才绝顶,数日之内就可以掌握数理经济学,为什么会知难而退?凯恩斯的解释是:经济学与物理学不一样,不是一门精确和确定的科学,个人直觉和感受非常重要,与物理学家的心态和才华不相适应。根据已知现象和事实,凭借超越想象和数学演算能力,运用归纳法,发现物质运动的普遍客观规律,据此推导物质世界未来变化之轨迹,是自然科学家的特殊本领。确定性、精确性和可预测性(certainty, precise, predictable),正是物理科学(自然科学)的基本特征。

 

据说凯恩斯还曾经与大哲学家和数学家罗素谈到普朗克的改行故事。没想到罗素竟然亦有类似经历,他原本也学经济,很快发现它太简单,缺乏想象力和思辨趣味,才转修数学和哲学。普朗克-凯恩斯-罗素的故事趣味盎然,引人入胜,可以启发我们思考经济学的特殊性格,想想经济学与自然科学(物理学)的本质区别。为什么物理学家感觉困难之极的学问,哲学家和数学家反而觉得简单之极?

 

前面我们说过,弗里德曼给实证经济学的定义,将经济学与物理学等量齐观(读者请参阅《经济预测的理想和虚妄》一文中弗里德曼的著名论断)。然而,凯恩斯对此门学问性格的理解却与弗里德曼完全不同。他曾经反复强调经济学与自然科学有本质区别,强调个人直觉和感受对经济学极端重要。他纪念马歇尔的著名文章,有一段精彩论述,值得全文引述:

 

“乍看起来,研究经济学似乎不需要任何超乎寻常的特殊才能。依理智能力来看,与那些高级学科相比(譬如哲学和自然科学),经济学难道不是一门非常容易的学问吗?然而,你可以说它非常容易,却极少有人能够达至高妙之境,这才是令人困惑的悖论。我对此悖论的解释是,真正的经济学大师必须同时拥有多方面才能。他必须是数学家、历史学家、政治家和哲学家恰如其分的精妙组合体,这当然极其罕见。他必须懂得数学符号和公式,却又能够以日常语言表达思想;他必须以普遍真理来思考具体问题;他必须将抽象原理和具体事实完美统一;他必须立足过去,研究当下,服务未来;他必须关注人性的每个侧面和人类制度的每个细节;他必须同时具备目标坚定和公正无私的双重品质:他必须象艺术家那样超脱、客观、冷静,与此同时,却又必须像政治家那样务实、执着和充满激情。”

 

凯恩斯所说的“令人困惑的悖论”,其他经济学者亦曾经谈到。奈特晚年就说:经济学者明白的,普通人也明白;普通人不明白的,经济学者也不明白!他甚至写信给芝加哥大学校长,建议取消经济学。奈特的说法,颇有点儿象庄子那样的诡辞。普通人当然不会明白数理经济学那些复杂的公式和推理,他言下之意是另有所指。张五常也说:街上贩夫走卒都可以对经济问题高谈阔论,其见解可能比象牙塔里的经济教授还要高明。然而,没有经过科学训练的人,胆子再大也不敢对物理科学说三道四!为什么一门人人都可以发表意见的学问,却极少有人能够达至高妙之境?凯恩斯认为连马歇尔也没有达到他心目中的高妙境界。身为英国维多利亚时代的上流人物,马歇尔缺乏深刻的社会批判精神,没有勇气挑战主流意识形态,所以他的经济学缺乏马克思和凯恩斯那样的思想穿透力。

 

如果我们同意凯恩斯的说法,经济学者所需要的特殊才能,纯数学或纯科学能力只占四分之一,历史学家、政治家和哲学家才能占四分之三,后者的精髓是人文精神、道德意识和宗教情感。纯科学无法处理“人性的每个侧面和人类制度的每个细节”。既要象艺术家和科学家那样客观、冷静、超脱,又要象政治家那样激情澎湃、务实执着、立场鲜明。二者之间的平衡和统一,是经济学这门学问的特殊性格,努力寻求二者之间的平衡和统一,是经济学者面临的特殊挑战。

经济学和物理学的研究对象有本质区别。经济学的研究对象是人,具有意识、情感、预期、自主决策和价值判断,亦即哲学家所强调的“主体性”。物理学的研究对象则是没有感觉和思维的物质世界和基本粒子。具有“主体性”的个人,是否能够当做完全客观的对象,做纯科学一般的研究,是科学方法论长期争论的问题。弗里德曼倡导的实证经济学,就是将经济学的研究对象看做是完全客观的对象,把人纯粹当做对象来研究,就象物理学家研究原子、电子、夸克、弦一样。将人变成物,取消人的主体性,以纯科学的态度来研究人,研究心理学、人类学、社会学、经济学,造成美国学者C.P Snow 1959年著名文章所感叹的“两种文化之冲突”,即科学文化(scientific culture)和人文文化(humanities culture)之隔离和冲突。之前是人文学者瞧不起科学家,后来科学逐渐引导进步潮流,主导人类文明,科学家就开始瞧不起人文学者。美国大学校园有一种说法:一个教室信奉莎士比亚,另一个教室信奉爱因斯坦,却没有任何教室同时尊奉莎士比亚和爱因斯坦。

 

研究客观对象可以得到“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普遍规律和普遍真理,物理科学正是如此。物理学的方程式和变量不会因研究对象的意识情感波动而发生变化。经济学恰好相反。既然是具有主体性的人类行为,公式、变量或参数就不是恒定不变,经济学所发现的所谓“规律”就无法象物理学定律那样精确和确定。易言之,经济学是否能够发现普适性的真理和规律,我们在何种意义上可以说经济学具有普遍真理性,是首先需要明确回答的基本问题。

 

经济学和物理学的另一个关键区别是:物理学的研究对象可以无限细分,经济学的研究对象则必须当做一个整体看待。物理学家斯蒂芬温伯格(Steven Weinberg)说:物理学的解释箭头总是向下(The explanatory arrows always point downward),即从庞大天体到日常物质,到分子、原子、中子、质子、电子、夸克、上帝粒子。。。直到弦的运动规律,天体和物质的运动最终都归结为弦的运动。原则上,弦还可以再无限细分下去,一直分析到“无”。恰如《老子》所说:“无名天地之始,有名万物之母”。物理学问到最后,就是“无”。譬如研究宇宙起源,最后亦只能归结到“无”。所以,温伯格还说,我们对物质的探求越深入,就变得越没有意义。物理学之所以信奉或坚持“始终向下”的解释箭头,是因为个体运动相加就可以得到整体或庞大天体的运动轨迹或规律,个体可以加总,是物理学解释箭头向下得以成立的基础。

 

经济学则不行。经济学的解释箭头可以说是“向上”,即如何从个人的决策行为解释整体经济现象,譬如经济增长、国家兴衰、金融危机、技术进步、消费投资等等,经济学需要解释的重要现象皆是“集体现象”。我们是否能够将集体现象分解为每个个体现象和行为,然后再加总得到集体现象,是经济学至今没有解决的基础哲理问题。更重要的是,分析个体行为,我们不能将人细分为细胞、分子、原子、电子、质子、中子、夸克、弦。。。我们甚至不能将人割裂为“经济人”,人是一个多样性的组合体。抛弃人的宗教情感、道德意识、文化修养、历史背景,单纯研究人的经济行为,既不能成立,亦非常荒唐。

 

由此看出经济学与物理学的另一个重要区别,那就是量度问题。经济学无法象物理学一样精确的重要原因是量度困难。物理量可以精确量度和精确加总。经济学所关注的数量,是人类行为变量,牵涉到个人偏好和价值判断,没有办法精确量度和加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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