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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松祚

 
 
 

日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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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农业银行首席经济学家 中国人民大学国际货币研究所理事和副所长 国际货币金融机构官方论坛(OMFIF)顾问委员会成员,研究委员会成员 相关链接: www.omfif.org 《环球财经》总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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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联储如何向全球输出通货膨胀(之四)  

2011-03-08 11:06:27|  分类: 默认分类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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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  经济政策进退两难,量化宽松无济于事

 

如果说发达国家的现实经济陷入“负循环”,那么,发达国家的经济政策同样陷入多个“两难困境”。2007-08年的金融危机暴露出发达国家经济体系所累积的诸多根本问题。这些问题既不同于1930年代的“大萧条”,也不同于1970年代的“大滞胀”,出现许多崭新的现象,目前的经济理论解释不了,也给不出有效的政策建议。我们的确需要崭新的经济理论和政策思维。

 

发达国家宏观经济政策总体上面临三个基本的“两难困境”:

(1)财政政策:经济需要持续大规模财政刺激与财政赤字和债务规模无法继续上升之“两难”。

(2)货币政策:持续维持定量宽松货币政策与避免资产价格泡沫、抑制长期通货膨胀预期、防止虚拟经济暴涨之“两难”。

(3)汇率政策:渴望货币弱势或货币贬值来刺激出口与避免金融市场过度动荡、期望全球贸易稳定增长之“两难”。

 

简单说说财政政策“两难”吧。过去40年尤其是过去20年来,发达国家政府的“高杠杆经营或负债”愈演愈烈,债台高筑成为常态。日本高居世界之冠,其政府债务总规模与GDP之比例超过了200%。欧元区多数国家之政府债务与GDP比例超过100%甚至150%,连素来以财政稳健著称的德国,公公债务与GDP之比例亦越过《马斯特里赫特条约》所规定的60%“红线”。美国联邦政府债务与GDP之比超过90%,加上地方政府债务,比例已经超过110%。最近美国国家预算局分布预测:如果目前趋势继续下去,到2020年,美国债务总规模与GDP之比例肯定超过200%。如果将政府隐形债务(譬如没有资金来源保证的医疗和社保责任)计算进来,情况还要严峻得多。

以年度财政赤字与GDP的比例衡量,形势则更不乐观。几乎所有发达国家的年度财政赤字与GDP之比都超过了10%,欧元区许多国家甚至超过15%,美国也不例外。

 

财政政策“两难”要分几个方面来谈。

 

首先,债务规模、财政赤字与GDP之比例究竟多少合适?欧元区著名的《马斯特里赫特条约》规定60%和3%两条红线,依据何在?是否合理?一直争论不休。随着欧元区各国纷纷突破“红线”,要求或证明“红线”无理或需要提高之呼声时有所闻。有经济学者说:你看日本债务规模早已超过GDP200%,不是也没有天下大乱吗?所以如今好些经济学者鼓励政府继续大搞财政赤字开支以刺激经济,不用考虑什么“红线”或未来还不起债的问题。譬如以撰写三卷本《凯恩斯传》驰名于世的英国学者斯基德尔斯基(Robert Skidelsky)和近年炙手可热的美国经济学家克鲁格曼,就分别大声呼吁本国政府不用理会什么财政赤字和债务难以持续之论调,继续大规模财政刺激才是上策。

 

反对继续大搞财政赤字的声音似乎更大,道理似乎更足。三岁小孩都知道一个天经地义的道理:借债早晚要还,个人如此,企业如此,国家亦如此。还不起钱就要赖债。赖债对国家信用、货币金融体系和整体经济稳定打击之大,后果之严重,史有明鉴,历历在目。国家与企业和个人当然有所不同。国家享有一些特权。除了公然宣布赖债不还之外,还可以大搞通货膨胀间接赖债。历史上,几乎所有国家都有赖债不还的“斑斑劣迹”,英美日都不例外。拉美债务危机、俄罗斯债务危机之惨烈,至今令人心有余悸。

 

笔者曾经请教多名欧元区的知情人士,他们一致认为绝对不能排除希腊和其他欧元区国家赖债的可能性!历史经验一再告诫我们:国家一旦陷入赖债危机,信用崩溃,与一个企业和个人一样,许多年都无法恢复元气,不能到国际金融市场融资,经济金融货币体系持续动荡,经济增长一落千丈,通货膨胀如期而至,说是“灾难”绝不夸张!有鉴于此,各国对内债和外债都规定有必须遵守的“红线”,实在是明智之举。现在大家都承认一个基本事实: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就是发达国家经济“高杠杆负债模式”的危机,当然包括各国政府的“高杠杆和高负债”。伤疤尚未好,怎能忘记痛?

 

经济理论和历史一再证明:财政稳健是货币稳定之必要条件。法国经济学家、银行家和政治家李斯特曾经说过一句名言:“民主扼杀了金本位制!”意蕴何其深远!民主制度下,政客总要迎合选民的各种“非分”福利要求,选民一方面需要高工资、高福利,一方面又要舒适工作、少工作或者不工作。目标当然美好,而且无可非议,可是天上从来没有掉下过馅饼,“鱼和熊掌”如何可以兼得?政客们为了保住权位,只好大搞财政赤字和“寅吃卯粮”大肆借债,暂时满足选民愿望再说,总想把债务负担推给下一代。高赤字、高债务早晚必然导致肆无忌惮的货币扩张和通货膨胀,任何良好的货币制度也不可能守得住。以布坎南为首的公共选择学派早就证明:民主总是意味着财政赤字和高债务。

 

所以我们就看到20世纪的货币乱象,无一例外不是起源于财政赤字的放肆扩张。民主、赤字、债务不仅扼杀了金本位制,而且扼杀了布雷顿森林体系和固定汇率制度,自然也就扼杀了持续稳定快速的经济增长。平心而论,民主体制、选举政治、福利制度如何与审慎财政和稳定货币相协调?此一大难题,才是所有发达国家经济体系今天面临的真正的政策困境!发达国家的赤字财政政策空间已经非常有限!所以才会反复实施量化宽松货币政策。

 

日本是怎么回事呢?日本量化宽松货币政策为什么没有产生预期效果呢?日本为何能够长期维持非常高的政府债务规模?笔者以为,日本债务、货币、金融运行机制大体如下:(1)日本国民储蓄率一直很高;(2)日本私人消费和投资率一直萎靡不振;(3)日本银行存款利率一直极低(零利率和量化宽松货币政策之必然结果);(4)日本国民购买国债之收益略微高于银行存款,故庞大日本国债始终有人购买;(5)日本政府发债所获得的资金,通过各种转移支付和福利开支渠道重新回到日本国民手里;(6)日本国民再将获得的转移支付收入、福利收入和其他收入购买国债。

 

如此循环往复,整个日本经济就陷入一个货币金融的双陷阱而难以自拔(“流动性陷阱”和“信用陷阱”)。债务越来越大,债务增速高于GDP增速,债务规模与GDP之比例自然就越来越高!好多经济学者相信日本经济病入膏肓,得了“不治之症”,多年实施量化宽松货币政策也无济于事。如何将日本经济拉出“流动性陷阱和信用陷阱”,至今依然是难解之谜!日本的经验对美国和其他国家非常重要,因为有许多学者正在担心美国会重蹈日本长期衰退和低速增长的覆辙。

 

 

八、  制度缺陷制约增长,量化宽松适得其反

 

为了更深入理解美联储和其他发达国家实施量化宽松货币政策的根本原因和动机,我们需要进一步透视发达国家经济制度的内在缺陷。且让我先从一个个人的故事谈起吧。

 

2010年7月8日,笔者携家人从北京飞往罗马,打算再转火车前往意大利北部美丽小镇西耶那,参加“欧元之父”蒙代尔教授著名的国际货币圆桌会议。傍晚7:30飞机抵达罗马,一出海关就快速奔向火车站,却被告知自当晚9点开始,意大利全境火车罢工24小时,所有公共汽车同时罢工。无奈之下,只好坐高价出租车(350欧元)深夜赶往西耶那。6天后的7月14日,我们又从欧洲飞往美国芝加哥大学,参加科斯教授主持的“生产的制度结构”研讨班。漫步在芝大校园,却发现好些路段乱七八糟,凸凹不平,显然是整修工程尚未完成。我忍不住问研讨班秘书小姐怎么回事。她反问我:“你不知道吗?芝加哥全市建筑工人罢工两个月。现在才过去20来天啊。我真的搞不明白,他们每天工资比我高那么多,还要经常罢工!”

 

意大利和芝加哥的罢工故事,虽然只是冰山之一角,却恰好深刻揭示了发达国家经济制度的基本问题,那就是我在前面提到的一个并不令人愉快的结论:民主制度扼杀了经济活力和经济增长。许多人对这个结论相当吃惊,非常反感。其实,它不过是人类经济制度演变一般规律的推论而已。人类经济制度演变的一般规律是:任何制度安排最终都要走向它的反面。

 

二战之后,西方民主制度有三大支柱:充分就业成为政府最高目标、最低工资和高福利成为法律制度、工会和压力团体勃然兴起,成为社会主流和权势阶级。西方经济学的政策辩论风起云涌,热闹非凡,说到底无非是如何实现充分就业和经济增长。

 

稍微思考一下,我们就会发现三大支柱或三大目标完全是自相矛盾。最简单的供求价格机制分析就可以告诉我们:最低工资、高福利、工会和压力团体,本身就是对价格机制的极大扭曲或价格机制的消亡,怎么可能同时实现充分就业呢?1960-70年代,整个西方宏观经济学完全围绕所谓菲利普斯曲线展开,现在大体成为一个笑话了。发达国家微观层面的制度安排和价格机制越来越僵化,就开始大肆扩张货币,希望用负债和通胀来实现持续的充分就业。这才是美联储和发达国家普遍实施量化宽松货币政策最深刻的根源。

 

事实上,美国和西方世界的货币管理早就失控。如果我们放宽历史的视野,看看发达国家去过40年的货币扩张、通货膨胀、金融危机和资产价格泡沫发展历史,我们马上就会明白,过度扩张的货币政策早就成为常态了。尽管没有量化宽松之名,却有滥发货币之实。

 

自1971年以来,美国摧毁布雷顿森林体系之后,全球货币就持续大幅度扩张,通货膨胀愈演愈烈,资产价格泡沫一浪高过一浪,金融危机频繁爆发。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数据,1971年至今,全球基础货币或国际储备货币从380亿美元激增到超过9万亿美元,增速高达200多倍,而真实经济增长不过5倍。若不是1980年代之后,以中国为首的发展中国家纷纷加入全球竞争,为全球提供廉价产品,全球的通货膨胀至少是今天的数倍。

 

即使如此,国际顶级的经济学者如蒙代尔、卢卡斯、麦金龙、以及美联储前主席格林斯都承认,1970年代以来,西方世界和全球的平均通货膨胀超过以往一切时代的总和。货币的泛滥导致信用的泛滥,信用的泛滥导致高杠杆经营的泛滥,货币泡沫、信用泡沫、资产价格泡沫越吹越大,势不可挡,终于酿成全球金融海啸和经济衰退。遗憾的是,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发达国家竟然还是希望再次用量化宽松货币政策和货币泡沫来刺激真实经济复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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