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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松祚

 
 
 

日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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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农业银行首席经济学家 中国人民大学国际货币研究所理事和副所长 国际货币金融机构官方论坛(OMFIF)顾问委员会成员,研究委员会成员 相关链接: www.omfif.org 《环球财经》总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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凯恩斯的经济学和新凯恩斯经济学  

2007-05-19 22:31:38|  分类: 经济学家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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凯恩斯经济学和新凯恩斯经济学:新的视角

 

 

前言

 

新凯恩斯经济学是近20年经济学最活跃的研究领域。其主要领袖包括阿卡诺夫、斯蒂格利兹、斯宾塞(三人荣获2001年度诺贝尔经济学奖)、曼昆(哈佛大学教授、著名教科书作者)、萨默斯(美国前财长、哈佛大学前校长)、伯南克(现任美联储主席)以及Robert Hall, Olivier J. Blanchard, David Romer, John Taylor等众多美国学术界和财经政界的顶尖风云人物。

 

阿卡诺夫2001年度的诺贝尔奖演说,即以《行为宏观经济和宏观经济行为》为题,宣称宏观经济研究已经跨越新古典经济学或理性预期学派(New Classical Economics or Rational Expectation School。他说:“我探索不对称信息问题,只不过是实现伟大梦想的第一步。我的梦想是:追随凯恩斯《通论》的真精神,创建行为宏观经济学。”行为宏观经济学就是新凯恩斯经济学。1998年,曼昆和David Romer主编两卷本文集《新凯恩斯经济学》,第一卷题为:“不完全竞争和价格粘性”(Imperfect Competition and Sticky Prices),第二卷题为:“协调之失败和真实市场之刚性”(Coordination Failures and Real Rigidities)。此乃目前最全面的新凯恩斯经济学论文集,亦标志着该学派成为美国经济学界的新主流。

 

什么是新凯恩斯经济学?曼昆和David Romer的答案是:“任何探索经济波动之宏观经济理论,都需要回答两个基本问题:其一,理论是否抛弃古典经济学的二分法?理论是否假设:名义变量之波动(譬如货币供应量),将左右真实经济变量(譬如产出和就业)之波动?其二,理论是否假设:要理解整体经济波动,关键是要理解真实市场的不完全性?不完全竞争、不完全信息、相对价格之粘性,是否是理论的中心假说或命题?新凯恩斯经济学对上述问题皆给以肯定的回答。否决二分法、致力探索名义变量和真实变量之间的相互影响或传导机制,是新凯恩斯经济学最显著之特征”。新凯恩斯经济学的“微观基础”是不对称信息理论。

 

顾名思义,新凯恩斯经济学禀承的是凯恩斯《通论》之“真精神”。那么,什么是《通论》的真精神?本文旨在回答此问题。我将给《通论》或“凯恩斯革命”以全新阐释,为理解新凯恩斯经济学提供一个独特视角。

 

一 凯恩斯革命之本质:开创经济学的交易费用研究范式

 

众所周知,《通论》实现了经济科学之革命,史称“凯恩斯革命”(Keynesian Revolution)。我们首先要问:所谓凯恩斯革命,究竟是什么含义?历久以来,经济学者的阐释数之不尽,要提出一个新的解释似乎不再可能。然而,学术界至今依然没有对凯恩斯革命(或凯恩斯的原创贡献)达成广泛共识,对《通论》各个命题之不同乃至完全对立的理解,从来都是经济学激烈辩论的焦点;对凯恩斯思想的新发现或新解释,历来都是经济学创新的不竭源泉。仅此一点,足以表明:重新阐释凯恩斯经济学不仅完全可能,而且非常必要。它将有利于我们更好地理解经济科学演进的历史过程,更重要的是,它将有利于经济科学的未来发展。

 

本文给凯恩斯革命以全新阐释。新阐释简单明确、直截了当。凯恩斯带给经济科学最重大、最根本性的“福音”是:为了解释“我们每天生活其中的真实世界或经济社会[1]”,经济学者必须彻底抛弃古典经济学“极端误导和灾难性的”诸多假设,集中探索人类行为所面临的真实世界局限条件。人类行为之真实世界局限条件,就是最广义的成本理念,其中最关键的是交易费用理念。“交易费用”之理念,乃是“鲁滨逊•克鲁索一人经济体”(Robinson Crusoe economy)所不可能发生的一切成本,亦即最广义的制度成本。是的,凯恩斯没有明确发明或定义交易费用、信息成本或制度成本。然而,假若我们完整、准确地把握凯恩斯的思维逻辑和理论架构,我们就会明白:凯恩斯的原创性贡献,完全来源于他对真实世界具体、特定的市场制度、组织或成本局限条件之深入剖析,譬如货币合约(monetary contracts,所谓名义合约)、法律体系、金融市场、货币利率(monetary rates of interest,名义利率)、预期、粘性工资和价格,等等。

 

古典经济理论或新古典瓦尔拉斯一般均衡模型的最根本谬误(the Classical Theory or Neoclassical Walrasian system),乃是完全忽视所有相关的交易费用。从最根本意义上讲,一个没有交易费用的世界,不会有任何经济问题。那就是说,古典经济理论或新古典瓦尔拉斯一般均衡模型、或集其大成的阿罗-德布鲁一般均衡模型,逻辑上具有难以克服的困难:旨在阐释经济问题的理论架构,却从基础假设里否决了经济问题之存在!一个完全没有交易费用的世界,所有制度(当然包括市场本身)都不会存在,亦不具备任何意义。假设掉一切交易费用,我们就进入完美天国、通体舒泰:完美的预见、完全的知识或信息、不确定性完全消失、所有价格(或工资)皆完全弹性、经济体系随时随地皆能瞬时调节至完美均衡、需求永远等于供给、即著名的萨伊定律永远成立、等等,等等。既然不费吹灰之力(零交易费用),拥有完全信息或知识,我们就能知道一切理想的行动路线或方案,选择亦就没有必要、没有意义,成本自然就失去意义,经济科学当然就无需存在。零交易费用世界里,甚至瓦尔拉斯拍卖人意义上(price in the sense of Walrasian auctioneer)的价格调节机制都没有必要,其他调节机制当然完全没有必要和可能,更不要说人类还需要发明各种复杂的制度安排。资源永远充分就业,失业不可想象。所有失业理论或经济波动理论不会产生,亦难以想象。人类不会发明货币,货币亦没有任何作用。所有人的行为皆依据真实变量,无需选择。古典经济学的支柱――货币齐次性假设,亦无需提及,或者说永远成立。

 

《通论》开篇直指古典理论的根本谬误。凯恩斯说得非常明确:“古典经济理论的基本假设是:总体产出之价格,必定等于其供给价格。此乃古典理论的基本公设(就像欧式几何之平行线公设那样)。古典理论之一切命题皆源于此:私人和国民总体储蓄极端重要之理论;古典利率理论;古典就业理论;货币数量论;自由放任之贸易政策具有无上优越性之理论。当然,还有为数众多之命题,此不细述。本书之主旨就是要揭示上述诸多理论之谬误。”“古典经济学有一个根深蒂固的思想:那就是货币对真实经济活动没有任何影响(一些小小的摩擦除外);基于真实经济变量之间的交换,我们就完全可以推导出产出和就业理论(穆勒就是这样做的),只是在最后的章节里,货币才被例行公事般地引进来。此乃古典经济学的现代版本。譬如,庀古教授(Professor Pigou)的几乎全部著作,自始至终贯串着上述思想。”[2]

 

易言之,古典经济学假设掉一切交易费用,让全部经济理论失去意义。古典经济学的基本假设实际上否决于任何严肃认真的经济解释或经济研究。将经济学从古典理论或瓦尔拉斯的虚幻完美世界、拉回到处处充满制度安排和交易费用的真实世界,是凯恩斯对经济学真正重要和持久的贡献,是凯恩斯革命的本质。然而,不幸的是,经济科学从零交易费用的瓦尔拉斯世界转向正交易费用的真实世界,交易费用或不对称信息研究范式开始大行其道,却要等到《通论》出版半个世纪之后,才露出希望的曙光[3]

 

二 失业的本质:需求找不到供给,或供给找不到需求(Mismatch Between Supply and Demand)

 

古典经济学或现代瓦尔拉斯式的一般均衡理论,其核心是著名的萨伊定律(Say’s Law),首倡者是法国19世纪有名经济学者萨伊。该定律简单之极:供给自动创造需求,或总需求永远等于总供给。根据萨伊定律,我们可以推导出众多极其重要的含义,其中一个关键含义就是:资源不可能出现失业。我们要问:萨伊定律成立的机制是什么?易言之,经济体系具有怎样的内在机制,能够确保供给和需求永远相等?古典经济学者的答案异常简洁:该机制就是灵活的价格机制。当需求小于供给,价格下降;当需求大于供给,价格上升。古典经济学认为:正是(也只有)灵活的价格机制,才能确保需求永远等于供给。当然价格要做广义理解,除了一般商品价格之外,还包括工资、利息、租金等要素价格和一切资产价格。

 

既然价格完全灵活变动,进一步的推论就顺理成章:个人决策者之决策依据,乃是真实变量,不是名义变量,因为货币供应量的任何变化,皆瞬时反映于价格水平之同比例变化(货币数量论)。个人决策者不会受任何“货币幻觉”之影响,他们知道名义变量一切变化之源,且能完全区分名义变量和真实变量。此外,价格随时之灵活变化,确保经济体系几乎每时每刻瞬间迈向均衡。易言之,经济体系永远处于均衡,古典经济学意义上的“非均衡”不可思议。古典经济学的上述思维,到马歇尔、瓦尔拉斯和庀古手里,登峰造极,令人拜服。阿罗和德布鲁将均衡分析翻译为现代数学语言,神乎其计,亦推出许多新的含义。

 

凯恩斯首先从劳力市场挑战古典经济学之逻辑,自然是受到大萧条期间全球大规模失业之刺激和启发。根据古典经济学之逻辑,“非自愿失业”(involuntary unemployment)根本不可能。古典经济学家只承认某种形式的“摩擦性失业”(frictional unemployment)和“自愿失业” (voluntary unemployment)。摩擦性失业之发生,有三个根源:其一是“人们计算或规划失误、或需求之暂时性波动,造成各种专业化资源之相对数量暂时失衡”;其二是“人们没能预期到的各种需求和供给变动,造成需求和供给之间的时间滞后”;其三是“劳动者从一个职业转向另一个职业,不能瞬时完成,总有时间滞后。”自愿失业之发生,则是因为“好些原因造成求职者拒绝或不能接受与其边际生产力相匹配的劳动报酬,这些原因包括:立法、社会习俗或惯例、劳动合约之集体谈判、人们对变化的事物反映迟钝、乃至人性自身的顽固不化。”[4]

 

尽管古典经济学承认摩擦性失业和资源失业,却不认为它们重要的经济现象。相反,它们之存在,只不过说明灵活价格之自动调节机制,的确还有小小的摩擦,影响其完美运转。经济组织之改进或完善、人们预期能力之提高、以及其他的社会变革措施,将逐步消除价格自动机制之摩擦。古典经济学者心目里,此类摩擦不是经济学探索的主题,不改变古典理论的一般结论,他们遂将此类摩擦现象放到一边,做为一般结论之小小的脚注或限定。因此之故,凯恩斯将整个古典经济学概括为“完全充分就业条件下的收入分配理论[5]”。既然自动价格机制完成经济体系之调节,产出和就业波动实在没有什么好谈的。

 

然而,真实世界绝不是只有一点“小小的摩擦”。凯恩斯与古典经济学的分水岭,乃是他对1930年代大萧条期间全球性大规模失业极其敏锐而深刻的观察。“我们没有任何可信的理由断言:美国1932年所经历的大规模失业,乃是由于求职者顽固拒绝削减货币工资;或者求职者所顽固要求的真实工资水平,高于其劳力所能够创造的生产力(亦即该劳力在当时之经济条件下,所能够创造的生产力)。我们看到就业水平出现巨大而广泛的波动,却没有观察到求职者之最小真实工资需求或劳力之生产力,有任何明显的巨大变化。大萧条期间的求职者,绝对不比繁荣期间之求职者更加难缠或顽固――事实远远不是如此。萧条期间之劳力生产力也绝没有下降。真实世界所发生的诸多事实,为我们提供了最基本和最重要的依据,让我们置疑古典经济理论之有效性。[6]

 

简言之,古典经济学无法解释真实世界,我们需要新理论。勿庸置疑,凯恩斯的出发点是真实世界实际发生之现象。

 

真正让凯恩斯感到迷惑不解、决心一探究竟的现象(the real puzzle)是:即使需求者和供给者都愿意需求更多和供给更多,需求和供给却无法达成交易或无法实现匹配(mismatch or unequality between demand and supply)。他对“非自愿失业”的著名定义,可以扩展到所有供给-需求无法实现交易或匹配之现象。“当工资物品之价格、相对货币工资出现少许上扬(亦即真实工资下降――笔者著)之时,愿意接受目前货币工资水平之求职者的劳力总供给量、愿意支付目前货币工资水平之雇主的劳力总需求量,却都大于目前实际的就业总量。此时求职者之失业,我们称之为非自愿失业。[7]

 

易言之,劳力之供给不仅存在而且上升,与此同时,对劳力之需求同样不仅存在而且上升。为什么有愿望出去工作的求职者、和愿意雇佣更多劳力的雇主,却无法走到一起、达成交易、皆大欢喜?为什么经济体系无法实现更高就业水平之均衡?这是一个真正的困境(dilemma)。就业市场之困境,与爱情婚姻市场无法匹配之困境类似。爱情婚姻市场里,无数男女皆愿意供给或皆需求爱情和婚姻,然而,古往今来,依然有数之不尽的男男女女无法走到一起、达成“交易”、成为眷属。实际上,需求和供给无法走到一起、无法达成交易、无法匹配之现象触目皆是,经济学者为此发明了一个术语:“市场失败”。我们要问:市场为什么失败?

 

《通论》之全部目的,就是要破解“供给-需求无法匹配之谜”。凯恩斯的推理简单、清晰、深刻。他推理的第一步是:供给之所以无法创造相等的需求(或需求无法与供给相等),原因有二:其一,消费者之边际消费趋向小于1;其二,投资不足。加总起来,就是凯恩斯著名的“有效需求不足”假说。

 

然而,假若凯恩斯仅仅停留于第一步推理,他就决不能声称自己发起了经济科学之革命。真正具有革命性意义的,是他的第二步推理:决定消费趋向和投资需求之因素,到底是什么?他直指制度安排和人类行为的基本约束条件或成本局限条件,核心是不确定性和预期。不确定性和预期本质上即是信息成本或交易费用之约束(即最广义的成本约束)。显然,为了理解劳力市场之失业、理解产出和就业波动、或所有其他形态的资源失业(其他术语包括无效率、市场失败、帕累托最优之无法达成,等等),我们只有深入调查此类现象背后、特定的制度安排和成本约束条件。

 

预期占据着凯恩斯整个理论分析架构的中心位置。他所有的关键概念(消费趋向、资本边际效率、流动性偏好之利率理论,等等),皆源于他对不确定性和预期的深刻考察。不确定性是人类生活面临的最基本事实、无法改变的事实;预期则是人类面对不确定性、为行为或决策所探索的方向。假若没有不确定性,我们将迎来一个异常奇妙的世界:无需预期、无需选择;决策、成本、利率皆失去意义;人们没有必要偏好流动性,亦没有必要对比资本之边际效率和利率;当然,经济学和经济学家完全不会出现。只要存在不确定性,一切麻烦如影随形:错误决策、失业、经济周期、流动性偏好、利率、小于1的消费趋向、投资不足,等等。易言之,正是不确定性造成了供给和需求无法达成交易、无法匹配。《通论》第五章之主题就是“预期决定产出和就业”[8],凯恩斯之洞见,深不可测!

 

当然,仅仅声称不确定性、预期或交易费用是失业之局限条件,极易陷入套套逻辑之怪圈。经济学者之任务,就是要针对具体的真实现象,调查和厘清现象背后的特殊制度安排和成本局限条件。过去四十年来,追随凯恩斯的基本战略,交易费用研究范式、不对称信息研究范式、新凯恩斯经济学大行其道,我们对真实世界之认识今非昔比。尽管不是所有研究者都直接受到凯恩斯的启发,然而,从解释和推测真实世界的基本路线出发,他们最终走到了一起。

 

三 利率理论和货币理论:凯恩斯经济学之重心

 

凯恩斯是货币理论大师。货币和利率理论是凯恩斯经济学最重要之组成部分,亦是各家各派阐释凯恩斯经济学分歧最激烈之处。教科书的老生常谈是:凯恩斯的利率理论乃是所谓货币利率理论或名义利率理论(monetary theory of interest),而古典经济学的利率理论则是真实利率理论(the real theory of interest)。前者认为利率乃是由货币市场之货币供给和货币需求决定;后者则认为利率乃是由真实储蓄和真实投资需求决定。二者之区别究竟何在?长期以来,此问题一直是经济思想最重要的未解之谜,触发数之不尽的论点和混淆。

 

凯恩斯从来没有否认真实利率之存在。《通论》讲得非常清楚:“每一个耐用商品,皆有其自身之利率。我们有稻谷之利率、铜之利率、住宅之利率、乃至钢铁厂之利率。[9]”凯恩斯要回答的问题是:就经济体系整体而言,哪个利率决定总体投资需求,或者说哪个利率决定投资量。他的答案是:“支配经济体系之利率,应该是所有商品自身利率(我们姑且如此称呼)里面最高的那一个利率。原因是:如果我们想要生产或创造或积累新的资本资产,该资产之边际效率必定要向所有利率里面最高的那个利率靠拢、或必定要等于那个最高的利率。我们可以指出诸多理由,证明货币利率通常就是那个最高利率。我们将会发现:其中重要原因是,经济体系内在有好些力量,其运作可以降低其他资产之自身利率,却无法降低货币(资产)之利率。”[10]

 

为什么货币利率是所有资产自身利率里最高的利率呢?凯恩斯的答案源自他对货币供给和货币需求独特性的深刻把握。货币(资产)供给之独特性有二:其一是“货币生产具有非常小的、近乎为零的供给弹性”。其二是“货币与其他资产之替代弹性等于或近乎等于零。”货币(资产)需求之独特性就是凯恩斯著名的流动性偏好,乃是人类行为的一个基本特征。流动性偏好即是“个人全部资源里,他愿意以货币形式持有的那一部分。”人们之所以偏好货币,是因为“货币和其他(几乎所有)资产之间,有一个本质区别:货币资产给人们带来的流动性好处或溢价,远远大于货币的携带成本;相反,其他所有资产之携带成本则远远高于其流动性好处或溢价。[11]”正是货币供给和需求的独特性质,决定了货币利率的特殊重要性,亦即货币利率对就业产出水平之决定发挥着中心作用。

 

凯恩斯说:“货币利率之特殊重要性,乃是源于货币供给和需求之独特性及其二者之结合。也就是说,由于人们存在流动性偏好之行为动机,当货币数量相对其他形态之财富数量(亦以货币量度)发生变动时,货币利率可能不会随之等比例地发生变化;同时,从货币供给层面看,货币之生产和替代弹性等于零或近乎忽略不计。”“货币自身的独特性质,决定了货币利率的独特性:当产出增加时,货币自身之利率(即货币利率),相比其他任何资产之自身利率,其下降要缓慢得多,然而货币利率乃至经济体系之基准利率,因为资本边际效率乃是与货币利率相比较。[12]

 

凯恩斯明确指出:正是货币利率之特殊性,造成了投资不足和失业。“货币利率规定了所有其他商品自身利率之底线(亦即其他商品自身之利率不能低于货币利率),从而阻碍了所有其他商品之投资和生产,然而,与此同时,货币利率本身却不能刺激人们投资去生产货币。因为,依照基本假设,(政府之外)的所有投资者是无法生产货币的。”“失业之所以会发生,是因为人们的行为出现悖论――人们所希望持有的物品(即货币)是无法投资生产的物品,没有人能够雇佣劳力去生产货币;与此同时,人们对货币的需求或渴望却无法轻易遏制或削弱。[13]

 

非常清楚:凯恩斯利率理论和古典经济学利率理论之分野,绝非前者是货币利率理论,后者是真实利率理论。二者之分野在于:基于对货币自身独特性的深刻认识,凯恩斯标举出货币利率相对其他资产自身利率的特异性和特殊的重要性。然而,为了理解凯恩斯的利率学说,我们需要进一步理解凯恩斯对货币独特性的深刻见解。

 

关键依然是不确定性和预期。假若生活没有不确定性和预期、及其相关的交易费用或信息费用,我们压根儿不需要货币。没有交易费用或信息费用,经济体系所有交易皆瞬时完成,没有“双向碰巧”(double—coincidence)之困扰;所有商品之自身利率必定相互完全均等,因为既然交易费用为零,一切套利行为或活动瞬间完成,各个商品之自身利率不可能存在差异。推到极端,没有不确定性和预期,所有利率亦将消失或失去意义,因为我们无需在现在和未来之间进行抉择或选择,无需在消费和投资之间进行抉择或选择。

 

货币是降低交易费用或信息费用的制度安排。货币之“发明”或演化历程,乃是人类不懈努力、试图尽可能降低交易费用之艰辛历史。为什么稻谷之自身利率不同于铜的自身利率?为什么住宅的自身利率不同于钢铁厂的自身利率?为什么上海货币市场之利率不同于伦敦市场的银行同业拆借利率?等等,等等,背后之根源是特定的交易费用或信息费用。

 

凯恩斯毕生思考的基本问题是:货币在现代货币经济体系里(Modern Monetary Economy)相比于古典经济学所假设的、没有货币的、以物易物的纯粹经济体系)究竟发挥着怎样的功能。他另一部经典著作《货币论》,开篇即强调货币之最本质功能是协助交易。凯恩斯的世界是正交易费用的真实世界是我们日常生活其中的世界;李嘉图学派或现代阿罗-德布鲁模型的世界,则是没有交易费用或信息费用的想象世界,我们可以称之为“乌托邦”(是的,假若没有交易费用,莫尔-马克思的乌托邦世界立马实现。乌托邦的准确定义,就是没有交易费用的世界!)

 

没有交易费用的乌托邦世界里,所有利率皆完全均等,自然完全等于货币利率(我们已经指出:此时实际上一切利率皆失去意义!)也只有在这个极端的勇敢新世界里,在一个非常奇怪的意义上,我们才可以勉强地说:凯恩斯的经济学和古典经济学有一个交点!

 

由此出发,我们才能深刻理解货币利率在现代货币经济体系里的特殊重要性。货币利率之特殊重要性,乃是源于一个基本事实:人们之消费、投资和相关决策,必须有一个损益计算的参照点,现代货币经济里,此参照点就是(或通常是)货币利率。真实世界充满复杂性、随机性;逆向选择、道德风险,比比皆是。人们的所有决策皆是面向未来之选择。真实世界之个人决策,完全无法通过阿罗-德布鲁式的保险合约来规避所有风险、应对所有不确定性;相关的决策和合约亦无法用真实变量来约定。真实世界之交易合约,几乎全部是状态依存(state-contingent)合约、且几乎全部是以名义变量或货币变量约定。

 

假若没有货币和货币利率做为参照点或损益计算的基准,合约谈判或履行之成本将极之高昂,乃至完全无法达成合约。理由至为明显:人们几乎无法就每个投资、消费决策的真实利率(即相关商品之自身利率)、真实汇报率、状态依存之风险(risk-contingency)达成一致意见,当然无法以真实变量(in real terms)达成合约。以货币量度和货币利率为参照点,是减少交易费用、成功达成合约或交易几乎唯一的途径。

 

商品和服务市场不用说了。所有经济学者皆认识到:即使是史前的人类部落,亦无法依赖“双方巧合”(double—coincidence)来实现交易,货币之历史同人类历史一样悠远和古老。没有货币就没有市场。金融市场“双方巧合”(double—coincidence)之困难,比商品服务市场还要高出何止千万倍!试想:储蓄者或资本供给者今天决定储蓄或借钱给他人,乃是希望未来能够购买供自己享受的商品和服务,任何人事先都无法准确知道自己未来将要购买什么样的商品和服务;资本需求者或借款人之生产,与资本供给者的真实商品和服务需求,经常完全不相干。因此,所有借贷活动或金融交易,只能以货币为中介、只能以货币利率为参照点。即使是最落后的国家或地区,几乎所有借贷活动都是以货币条款达成交易。没有货币和货币利率,人类将退回到野蛮时代。唯有借助货币之伟大“发明”,人类文明之演化或进步方为可能。货币降低交易费用之功能,解释了一个统一的国家为什么需要一个统一的货币;一个全球经济必定创生一个全球货币。它同样精确地解释了:为什么人类始终致力于稳定货币币值、消除汇率风险或不确定性。

 

货币之一般购买力和高度流动性,易于促成统一的利率水平,其他资产之自身利率,则无法形成统一的利率,尽管我们经常看到各个地区或国家之货币利率亦差距甚大。地区或各国之间的货币利差,根源是信息费用或交易费用或风险贴水(三个术语其实说的是同一局限条件)。货币币值之稳定、货币之间之汇率稳定(或完全消除汇率),极大地降低交易费用或风险贴水,反过来促进各个地区或国家之间的货币利率水平趋同。金本位制之黄金时代,全世界各国之长期利率维持基本相同之水平,被学者称之为“黄金常数” (golden constant);布雷顿森林体系时代,尽管各国资本市场高度分割、货币利率由各国央行操控,然而,由于可信的固定汇率制度消除了汇率风险、风险贴水降低到最小水平,因此,布雷顿森林体系时代,各国长期利率依然高度稳定和趋于一致。相反,今天的国际货币体系,却经受着各国短期利率和长期利率的巨大差距和变化莫测,根源则是浮动汇率和国际“热钱”冲击、极大地增加了汇率风险贴水、摧毁了简单的利率平价。

 

四 结论

 

《通论》是一部奇书,充满灵感和智慧,启发了一代又一代经济学者。与同时代和后来的经济学大师相比,凯恩斯的经济学有一个极其鲜明之特征:他从不操纵什么效用函数和生产函数,尽管他是马歇尔剑桥经济学派之顶级高手,自认是马歇尔的忠实追随者,尽管《通论》问世之时,已经有好些经济学者深入讨论生产函数和极其复杂的效用函数。凯恩斯关注的焦点始终是真实世界实际发生之现象,空空如也的效用函数和生产函数显然无法解释真实世界(从经济科学的基本规范来说,从特定的效用函数和生产函数出发,推导出可以被观察事实验证的含义,亦无不可,然而直接从调查真实现象背后的局限条件出发,是解释世界更有效的途径)。

 

远为重要的是:凯恩斯没有追随李嘉图著名的“真实经济-货币经济相区分”或“价格理论-货币理论相区分”的二分法。他明确摒弃了李嘉图所代表的古典经济学二分法:“本书前面章节的主要目的之一,乃是摒弃经济科学自我分裂之状况,旨在紧紧依照价值理论之逻辑,构建物价水平之全部理论或总体理论。古老相传,经济学有两个自我分裂:价值理论与分配理论之分裂;价值理论与货币理论之分裂。我认为,此类分裂大错特错。”

 

“我们真正需要的是:一个关于货币经济体系(Monetary Economy)的完整理论。[14]”《通论》详尽分析了货币经济体系的根本特征:不确定性、预期、交易费用、面向未来之决策行为、以货币变量约定的千变万化的合约。

 

凯恩斯的基本主题是:没有自然世界和人类社会生活的不确定性,我们就不需要面向未来的决策行为,货币就不会出现。他讲的非常清楚:“货币之本质功能在于,它是联结现在和未来之工具或手段。[15]”没有不确定性、预期和面向未来之决策行为,所有成本理念和经济科学将完全失去意义。为了解释或理解我们日常生活其中的真实世界,我们必须抛弃静止不变的所谓“稳态”(steady-state),必须抛弃没有成本(尤其是交易费用)的、没有货币的乌托邦;必须抛弃绝对肯定的阿罗-德布鲁世界;必须抛弃空洞的效用函数和生产函数;必须抛弃随意假设局限条件的博弈论。解释真实世界只有一条路:那就是直接从真实世界实际发生的事实出发,仔细追寻事实背后的成本或制度局限条件,尤其是源于不确定性、预期和货币变量合约(contracts in monetary terms)的交易费用或信息费用局限条件。此乃凯恩斯经济学最重要、最持久的贡献。

 

 

注释(为便于读者查找原文,注释采用英文)

 

[1] John Maynard Keynes, The General Theory of Employment, Interest and Money, Macmillian and Co., Ltd. 1936, p.3

2 Ibid., 19-21.

3 Pathbreaking woks in this respect include R. H. Coase, ‘The Problem of Social Cost’, The Journal of Law and Economics(October 1960); Kenneth J. Arrow, ‘Economic Welfare and the Allocation of Resources for Invention,’ in The Rate and Direction of Inventive Activity(Princeton: National bureau of Economic Research, 1962); George J. Stigler, ‘The Economics of Information,’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June 1961); idem, ‘Information in the Labor market,’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October 1962); Armen A. Alchian, ‘Information Cost, Pricing and Resource unemployment,’ Western Economic journal(June 1969); idem, ‘Why Money?’ Journal of Money, Credit, and Banking(February 1977); Steven N. S. Cheung, The Theory of Share Tenancy(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69); Edmund S. Phelps, Microeconomic Foundations of Employment and Inflation Theory( W. W. Norton & Company, Inc. New York, 1970); Axel Leijonhufvud, On Keynesian Economics and Economics of Keynes(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68); Robert J. Gordon, ‘Recent Developments in the Theory of Inflation and Unemployment,’ Journal of Monetary Economics(1976); Paul Davidson, Money and The Real World(New York: John Wiley & Sons, 1972);  G. A. Akerlof, ‘The Market for Lemons: Quality uncertainty and The Market Mechanism,’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1970); Robert A. Mundell, Monetary Theory: Inflation, Interest, and Growth in the World Economy(Siena, Italia, Santa Colomba Publishing, 1971); M. Spence, ‘Job Market Signalling’,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1973); idem, Market Signaling: Information transfer in Hiring and Related Process(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74); J. E. Stiglitz, ‘Alternative Theories of Wage Determination and Unemployment in L.D.C.’s: The Labor Turnover Model,’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1974); idem, ‘Theories of Wage Rigidities,’ in Keynes’ Economic Legacy: Contemporary Economic theories, J. L. Butkiewicz, et al. (New York: Praeger Publishers, 1986); Ben S. Bernanke, ‘Nonmonetary Effects of the Financial Crisis in the Propagation of the Great Depression’,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June 1983); N. Gregory Mankiw and David Romer, eds. New Keynesian Economics, Volume 1 and Volume 2(The MIT Press, 1991).

4 John Maynard Keynes, The General Theory of Employment, Interest and Money, Macmillian and Co., Ltd. 1936, p.6

5 Ibid.,

6 Ibid., p.9

7 Ibid., p. 15

8 Ibid., pp.46-51.

9 Ibid., pp.222-223.

10 Ibid., p.223.

11 Ibid., pp.225-230.

12 Ibid.,p.234.

13 Ibid.,p.235.

14 Ibid.,pp.292-293.

15 Ibid.,p.2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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